文/张尔可 孟俭红
抗战胜利既是武器、人力、物力较量的结果，更是科学思想指导的结果。自日本侵华以来，尤其是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战略眼光，在深入分析中日两国自身情况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与现实背景，提出了一整套契合中国抗战实际的思想理论，为中华民族的抗战指明了方向，统御了抗战的总体进程，造成了取得抗战胜利的巨大思想优势。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主要包括军事战略思想、政治战略思想与文化战略思想。在军事战略思想方面，人民战争思想、持久战思想、游击战思想是三大支柱，为我实现以弱胜强奠定了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和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则是指导抗战胜利的主要的政治战略思想和文化战略思想。毛泽东发展经济的思想站位于抗战胜利与人民生活改善，这种全局的思维也使其具有了战略的意义。从作用影响出发，本文着重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战略思想、持久战战略思想、游击战战略思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做以介绍。
人民战争战略思想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战略思想萌芽于大革命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规定和影响着其他战略思想。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因我国抗日武装力量严重不足，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要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就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使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抗战时期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主要有三层观点：
第一，“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全民族抗战爆发不久，毛泽东就指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47页）1938年又在《论持久战》中强调：“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0、511页）这样的主张也是对国民党政府片面抗战路线的批评。由于不敢发动民众实行全民族抗战，不到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国民党政府接连丧失华北、华中、华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对此，毛泽东1937年10月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就已指出“就是因为还不是群众战”。中国共产党则广泛深入地发动组织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开展人民战争，使敌后战场不断开辟，逐渐成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力量。1942年年终时，60%的日军和95%的伪军被用来对付中共军队。到1944年3月，敌后战场抗击的敌伪军总数已达84%，而正面战场抗击敌伪仅16%，不足六分之一。（《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5页）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图为民兵在冬闲时抓紧训练，准备随时配合八路军作战。
第二，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即战争胜负虽然是由敌对双方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地理和主观指导能力等诸因素决定的，但这种决定作用归根结底要通过人民群众来体现。从政治因素看，战争的性质要通过人民群众对战争的态度来体现，人心向背的长期作用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经济因素看，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但经济条件、物质基础是靠广大人民群众去生产、创造并运往前线的。抗战中期各解放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就支撑中共及其军民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取得了最后胜利。从军事因素看，人民群众与军队紧密结合，会形成战胜敌人的整体优势，就可以弥补武器装备等缺陷条件。从自然地理因素看，人民群众最熟悉战区自然地理环境，他们站在哪方，直接影响该方战力的发挥，进而影响到战争胜负。地道战、地雷战，雁翎队、铁道游击队等，就是不同自然条件下人民群众的不同战法。由于人民群众在影响战争的诸多因素中都处于主体地位，因此，他们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
第三，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即人民战争能充分发挥革命战争的政治优势，能在军事上形成整体力量优势，从而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战争一切困难的前提条件。毛泽东曾用生动的语言表述过这种观点：“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9页）在抗日形势最严峻的时期，华北前线一户人家挂上了这样的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北京密云县的邓玉芬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全部战死沙场，忠实践行了毛泽东“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的号召。这就是英勇无畏的中华儿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是人民战争磅礴汹涌的力量，也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誓言。
可以说，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战略思想是以武装斗争为主，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多个方面因素和多种作战形式的整体战略思想。在具体落实时，毛泽东又有许多新的创造：在战争动员形式上，进行广泛的整体动员，包括政治动员、经济动员、文化动员等等，形成整体洪流；在战争力量运用上，提出“三结合”的组织形式，即八路军、新四军与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形成整体威力；在斗争形式上，把武装斗争同各条战线、各种形式的斗争直接间接地配合起来，形成整体合力。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引下，我们很快汇聚起了打败日寇的磅礴力量。
持久战战略思想
卢沟桥事变后不到一年，日军就侵占中国大量城市和国土，中国国内对抗战前途出现严重担忧和迷茫。同时由于台儿庄等局部战役战斗胜利，一些人又盲目乐观，认为通过短时间决战能迅速打败日军。一时间“亡国论”与“速胜论”甚嚣尘上，严重干扰中国人民的思想和全民抗战的意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总结抗战一年来的经验，为全国人民指明抗战前景，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历史责任。
此时，“抗日战争将会是持久战”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但如何进行持久战，两党主张明显不同。朝野各方对持久到底要多久估计严重不足，许多论述认为日本撑不过一年半，就会引起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国际干预。然而抗战进行了快一年，中国仍节节败退，而日本不仅军事上越来越强，经济和国内社会情况也没有崩盘的迹象，于是不少人怀疑，中日两国究竟哪一方经受不住持久战。
◆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38年5月，他用七个昼夜写出了《论持久战》，以期回答“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39页）这些国内外人士都关注的重大问题。1938年7月，《论持久战》出版单行本，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随单行本印发各地。
在此之前，国共两党宣传、阐述持久战的文章已有很多，但都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对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论述得最生动具体又详尽系统的著作，是对此前各种持久战思想的丰富、深化和集大成，其主要观点和伟大之处在于：
毛泽东批驳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观点，正确预见了抗战的前途。他先是自问自答：“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观点鲜明，毫不含糊。在全书结尾处，他更加简明地作出结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在全书中间，毛泽东又从各个不同方面阐明以上观点。当时，无论党内党外、中国人外国人，不少人对这个结论半信半疑。但是，毛泽东的预见得到了证实——中日之间六年局部战争、八年全面战争，中国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没有速胜，全民族苦苦撑持八年多，付出巨大牺牲才赢得胜利。
毛泽东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提出，通过三个阶段，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由劣势到平衡再到优势。其中，战略相持阶段的时间将相当长，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然而它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的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这个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毛泽东的这一分析和预见，后来一步一步地全部被证实。
毛泽东还正确预见了战争中的国内外情况。首先是战争的规模，“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从战争时间、卷入人口、伤亡人口、毙伤俘降军队人员、战争损失等规模来看，中国抗日战争确实是空前伟大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巨大。毛泽东预见日本将会劝降，但中国不会投降。果然，不到半年汪精卫就派代表与日方谈判，不久公开投敌。毛泽东还预见战争“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57页）果然，经过抗日战争，中共力量和威望大大提升，又经过解放战争，最终建立了新中国。战后日本也得到了改造，军国主义、军人政治集团受到根本抑制。毛泽东的其他预见也在战争中和战后得到了验证。
◆1938年刊印的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局部。
《论持久战》只有5万多字，不仅指明了战争形态和进程、战略方针和战争结果，而且涉及军事与政治、战争与人民、中国与外国诸方面的战略论断，从而使持久战战略具有了操作性和说服力，标志着持久战从粗糙的战略构想成为抗日战争的指导理论。而且，那么多预见和判断经受住了抗战检验，使得《论持久战》不仅具有先进性、正义性，而且具有科学性、准确性。
《论持久战》发表后，在抗日根据地产生了巨大反响。王震说：“我们这些在抗日战场上直接参加战斗的人，在战斗的间隙，土炕油灯，如饥似渴，欣然阅读，备受鼓舞。完全可以说，一部光辉的《论持久战》，鼓舞和指引我们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王震：《学习〈论持久战〉哲学笔记序言》，《人民日报》1990年6月23日第2版）很多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将士及后方的地下工作者，正是通过传阅《论持久战》，了解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方向。
持久战思想不仅武装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也影响了国民党军官。傅作义、卫立煌等人对《论持久战》很感兴趣，不仅自己读，还让其部下阅读。据程思远回忆，白崇禧十分赞赏《论持久战》，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将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同意以此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在西方世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国际社会普遍给予很高评价，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页）
作为对手，日本也相当重视《论持久战》，尤其重视毛泽东对持久战三个阶段的论断。日方在翻译时，有的有意修改《论持久战》对战局的预测，以免打击日本民众的信心；有的改译日军不利状况的词汇，甚至矫译原文，鼓吹日本必然能够实现其战略意图；有的对批判日本侵华战争非正义性及日本战争劣势、不利因素的内容不做翻译。随着败势显现，日本政府日益重视《论持久战》的前瞻性和预言性，才全文翻译以供军政界参考利用。
可以说，《论持久战》集中论述的持久制胜战略思想，如黄钟大吕，荡除了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团团疑云；如旭日东升，照亮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它是世界军事思想库的瑰宝，是全人类宝贵的军事财富。
游击战战略思想
游击战是相对于运动战、阵地战而言的一种武装斗争形式，在中外都有悠久的历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把游击战运用得很娴熟，提出了著名的“十六字方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战争性质和作战对象发生了显著变化，面对军事上占优势地位的日本侵略军，原来那种运动战和阵地战已不可取，必须适时转变军事战略。
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确定我军对日作战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实行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但是，党内不少人轻视游击战的作用，认为这不能对付强大的日军，还是应以运动战为主。还有人主张部队开赴前线后应先集中兵力打几个大仗，打击日军嚣张气焰，扩大我军影响。毛泽东非常担心一些同志蛮干，和日军打阵地战、运动战，把我军很快消耗掉，不停给前线将领发电报进行沟通说明，还相继发表一系列文章，论述游击战的重要作用，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页）
抗战初期，处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也组织力量抵抗了日军，但屡遭失败，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综合当时的抗战形势与红军的力量装备，开展游击战争无疑是实现对日持久作战、扭转敌强我弱局势的最佳形式。
为提高党内外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毛泽东结合抗战10个月来的经验，于1938年5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从战略高度全面系统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战全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在抗日游击战争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等六个具体战略问题，为指导抗战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章中，毛泽东辩证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国情、特点以及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指出：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进步国家，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野蛮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由于日本国小兵少，必然在其占领区中有许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后单独作战，在战略上配合友军的正规战。并且由于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参加，因而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毛泽东断言，“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05页）这里，毛泽东明确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批驳了轻视和反对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也回击了国民党对我们“游而不击”的诬蔑，把人们的认识提到一个新高度。
◆广泛开展三五成群、神出鬼没的麻雀战打击敌人。
其实不仅仅在中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普遍存在游击战。但我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堪称世界之最。一是持续时间最长，坚持了8年。二是规模最宏大、空间最广阔。二战期间欧洲各国总计有300万人直接参加游击武装，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则有上百万人，还有200多万民兵，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控制了近1亿人口和1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地域。三是水平最高、能量最大、战略作用最突出。装备低劣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亿万民众，在充满创意的游击战理论指导下，创造出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丰富多彩的“草根战法”，以“敌进我进”的超常胆略逆势而上，如水银泻地般渗入日军所占地区，演绎出“村自为战、人自为战、无处不战、无时不战”的恢弘场景，打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敌后战场。这样恢弘的景象，与毛泽东把游击战由战术地位上升到战略地位，并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有直接关系。
大规模游击战争的展开，不仅改变了双方交战的基本格局，迫使日军陷入同时应付两个战场的困境，而且极大改变了双方作战的“游戏规则”，使半数以上的日军不得不放弃擅长的大兵团作战方式，被迫以高度分散的配置来对付陌生的游击战争。如此一来，中日战争就脱离了日军追求的速战方向，进入了毛泽东设定的持久战轨道。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独当一面，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撑起了抗日战争的半壁江山，其局面之大、能量之巨、战略作用之显赫，远远超出了日军想象，各国的游击战也无有出其右者，堪称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观。日军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1965年撰文说，世界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他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最终打败了日本人。
鉴于持久战、游击战的巨大威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的理论被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许多亚非拉弱小国家和民族广为运用，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曾对即将开赴华北前线的陕北公学学生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又是策略的。从规定革命力量的相当布置计划，决定无产阶级的主要打击方向这一点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它规定战略任务，调动同盟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可见，在毛泽东眼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策划如何抗日的战略基石，更是确保抗战胜利的关键政治战略。
自大革命起我们就有统一战线的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有何新发展新特点，对抗战胜利起了什么作用呢？
◆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正确政策，形成了一整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策略和方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图为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李公朴。
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在统一战线中除了工人、农民，还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并争取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待不同的阶级我们采取不同的办法，灵活使用各种策略，促使他们加入抗日联合阵线。根据这一思想，首先推动国民党转向抗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对于蒋介石，则经历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其次，争取中间力量和地方实力派支持抗战，比如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此外，毛泽东还积极联络邹韬奋、沈钧儒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呼吁他们“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再次，依靠工农实现抗日力量大联合。中共和毛泽东制定了一系列争取农民民主权利与改善农民生活的具体措施，最大限度地动员农民以各种形式参与抗战，使之成为最得力的革命同盟军。
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性。毛泽东深知，全民族抗战充满了矛盾冲突，即便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些企图破坏的反革命势力和敌对因素并不会自动消失，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来维护统一战线的稳定。为此，毛泽东总结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既革命又妥协”的两面性，毛泽东主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对他们要“又联合又斗争”。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则给予有力反击和遏制，以打促和，以斗争求团结。斗争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斗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推动时局向有利于抗战的方向发展。中共的主张和应对摩擦进行的反击，特别是皖南事变后的反击，赢得了国内外人民的广泛同情和舆论的普遍支持，迫使国民党顽固派暂时放弃其反共方针，回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
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性。即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并捍卫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毛泽东指出，建立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定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倾向，他更是反对王明在抗战初期“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妥协主张，说不能因国共合作而抹杀共产党的独立性及必要权利。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2页）毛泽东主张，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灵活运用独立自主原则，不管情形怎样，一定不要破坏统一战线，但也绝对不能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并把它概括为“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几种情形，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际性。1936年7月，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因此，上述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91页）在1939年1月《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中，毛泽东又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我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45、146页）同时，他还接见多位外国记者，接受南洋华侨慰问团等的访问，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绩，扩大国际影响力。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迅速起草《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一文，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6页）可以看出，毛泽东一直致力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抗日统一战线，诠释了“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社会团体、海外侨胞，以及一切爱国人士，都积极以各种形式参加、支援抗战。中华民族表现了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爱国主义精神，涌现了千千万万舍身救国的民族英雄。亿万同胞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的、以伟大的民族牺牲和历史担当为显著标志的伟大抗战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永久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在一次重要的军事工作会议上讲：“战略就其本来意义而言，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抗战时期的毛泽东战略思想不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战略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在实践上成为抗日战争的战略行动指南，锻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地位，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全面彻底胜利。可以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胜利。它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深刻影响了解放战争及建国以后的战争行动，成为指导我军军事行动的重要理论依据。今天，面对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变局，认真汲取毛泽东战略思想指导抗战的历史经验，学习毛泽东应对强敌和各种复杂局面的战略智慧和战略思维，对我指战员在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时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掌握战略主动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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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景泉、张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在全民族抗战中的发展壮大》，《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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